辱骂、抽耳光、鞋子捂嘴，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之后，杜志浩脱下裤子，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——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。 3月23日《南方周末》一篇《刺死辱母者》的报道，俨然把当年香港片中黑社会催逼高利贷的场景活生生地再现而出—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于是，当事人之子于欢愤然而起，用一把水果刀刺向暴力催逼者…… 2017年2月17日，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。法院的判罚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，引发轩然。与此同时，涉事数方展现出的民间金融生态、实业生态、社会生态、法治生态亦让人心惊。 从报道来看，苏银霞不仅身负高利贷，同时还另因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方带走。一个做汽车刹车片的小企业陷入高利贷、非法集资的泥淖，进而受到催债侮辱引发暴力，而此境况并非个案。 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.3%，金融大发展的背后，既有刚刚曝出造假并负债120亿-130亿元的辉山乳业，更有众多的苏银霞们。一方面是大企业欠债不还，债权人束手无策；另一方面是小企业主以命偿债备受。缺乏基本的破产保护制度，两者对比尤为惨烈。 苏银霞的欠债数目并不高，其向吴学占借款总额为135万元，月息10%。在还款184万元，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后，仍剩最后17万欠款“公司实在还不上了……”诚然，因经营不善而尝试高利贷这种贷款方式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并不值得同情与效法，但在一线城市一平方米房产价格都逼近十万的当下，一个中国小民企业主却因17万元被百般，也着实让人感慨。 做生意有挣就有赔，中国的企业主们往往赔不起。破产保护制度的缺失，致使其在经营过程中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经营不善资不抵债，则不能根据破产制度免责，只有倾家荡产甚至父债子偿一条路，再无从东山再起。在此情形下，借高利贷解燃眉之急确也是无奈之举。 债务人无从保护，债权人也并非全然强势。经济下行的客观环境下，不少企业面临债务环境不断恶化，呈现出欠债涉及面越来越大、回款期越来越长、回款越来越少的问题。一些债权人即使通过法律途径赢得判决，最终也只是领到一张执行白条。破产制度的缺失，让许多债权人的利益也难以得到及时保护。 法律制度供给的不足，成为暴力催收的土壤。原本平等的债务关系在现实中演化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恶战。正常的借贷不敢施展，黑社会高利贷填补了市场需求，恶性循环由此而始。 营商环境的恶化，黑社会手段上演，甚至让执法者“见怪不怪”。就此个案来说，面对逼债者各种侮辱、威胁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之举，即使民来到案发现场，却也只表明了“要账可以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”的立场。 面对暴力催债，没有破产保护，企业主无处遁逃，没有尊严，甚至没有人身安全的窘境不能漠视。实业兴国，无数的苏银霞们构成了中国经济体最有活力的微小细胞，固然需要正常的新陈代谢，但如果是因为没有一个有效法律保护与再生机制，而成批非正常死去，整个经济的肌体又如何能健康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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