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九年秋，陈宝仓穿着一件褪色的灰呢大衣，站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上。海风带着咸味吹过来。他当时四十九岁，抗战时右眼失明，但在暮色里不太明显。他把四张船票轻轻放在妻子微微发抖的手里。远处传来货轮的汽笛声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先去台北安顿下来，等我公事办完，就来找你们。”…

这看似平常的告别，其实背后是一场危险的选择。那时已退守台湾，保密局的特务在全岛搜查得很紧。陈宝仓表面上是“国防部高参”，实际却在秘密执行组织特别任务。离开香港之前，他特意检查了随身带着的皮箱，夹层里小心地收着一九四五年，他以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身份，主持青岛日军受降典礼的纪念章。

几个月前在香港，陈宝仓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他秘密加入民革。这个组织由李济深等人创建，主张推翻蒋介石领导的政权。正是这个决定，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香港下着毛毛雨。在湾仔的一间普通公寓里，陈宝仓对着中山先生像郑重地举起右手。主持仪式的李济深表情严肃地说：“台湾现在形势紧张，需要懂军事的。”陈宝仓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熟悉国军的布防，最适合去台湾。”？

陈宝仓的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。早在一九四七年，他在担任第四兵站总监时，就因暗中资助物资被王耀武告发而免职。在国防部工作期间，他亲眼见到高层的腐败而开始接触民革人士。他曾对好友叹息说：“这样的政权，怎么会不失去人心？”！

一九四九年三月，他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，从台北松山机场走下飞机。国防部派专车把他接到衡阳指挥所。陈宝仓凭借保定军校第九期工兵科的资历和抗战时期的战功，顺利担任了“国防部中将高参”。

每周二开军事例会，陈宝仓总是提前十分钟到场。他用的皮面笔记本看起来很平常，其实是本用特殊墨水标注重要数据的情报工具。有一次在开会讨论金门布防的事时，他随口问起岛上后勤补给的事，却成功得到了弹药库存的情报。

由于台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陈宝仓在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，必须时刻保持惕。一九五零年春节，台北街头到处是保密局的便衣特务。组织上在陈宝仓住处对面开了一家钟表店，橱窗里挂钟指针的方向暗示着当天的安全情况。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：每天早上晨练经过时，都会看一眼挂钟的位置。

在工作压力增大的时候，他总会拿出贴身放着的家人照片静静的看着。照片背面是妻子清秀的字迹：“盼君早归”。眼看情况越来越危险，陈宝仓开始担心弃起家人的安全。他决定先把家人送离台北。

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二日，基隆港飘着细雨。陈宝仓为家人办理了化名证件，妻子改名为“陈林淑仪”。他特意选择了傍晚的邮轮，暮色可以掩盖离别的伤感。“爸爸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”七岁的小儿子这样问他，陈宝仓喉咙发紧，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说：“要听妈妈的话。”。

撤离计划安排得很周密。陈宝仓动用了老部下的关系，让家人乘坐的“海黔轮”提前离港。妻子回头望时，他已转身消失在人群中。那个坚决的背影，成为家人对他最后的记忆。

送走家人后，陈宝仓立即调整了工作方式，搬到了厦门街131巷10号居住。那是一栋日式房屋，前后都有门，书房窗户正对着巷口。陈宝仓在这里接待过国防部的同事，也秘密会见过在台的地下党。最危险的一次是传递台湾防御计划情报，他把微型胶卷藏在钢笔管里，借宴会握手的机会交给了联络人。

三月一日，他突然收到从香港寄来的全家福。照片背面新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吾在港一切安好”。这封密信让他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，他马上烧掉了大部分的文件，只留下那张已经发黄的青岛受降请柬。

就在陈宝仓加紧防备时，危险已经逼近。一九五零年三月，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。在审讯中，他供出了在台地下组织的大量核心机密，随后包括吴石在内的很多潜伏人员的真实身份被暴露。

吴石在得到蔡孝乾被捕的消息后，冒着风险马上派联络员向陈宝仓示。晚上十点，联络员浑身湿透地敲响了陈宝仓的家门。此刻陈宝仓正在书房整理文件，听到三长两短的敲门暗号，他右手顿了顿，平静地打开门。得知蔡孝乾叛变后，他虽然心中一紧，但还是镇定地给来人倒了杯热茶。

送走联络员后，他连夜处理最后一批情报，把在台重要人员名单用密码形式写在《古文观止》的扉页上。

由于蔡孝乾的叛变，保密局得到了陈宝仓参加地下活动的确凿证据。一九五零年四月五日拂晓，大批保密局特务包围了厦门街131巷10号。在毫无预的情况下，特务们破门而入。

此时陈宝仓正端正地坐在书房的藤椅上，桌上整齐摆放着他的中将军装照。这场搜查用了三小时，尽管陈宝仓已经销毁了大量证据，但情报草稿和那本写有密码的《古文观止》还是被特务查获。

被捕后，陈宝仓特意要求带上那枚参加青岛受降的纪念章。这个要求让特务们感到意外。在被关进牢房后，陈宝仓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抗争。

在青岛东路三号的拘留所里，审讯室的灯整夜亮着。保密局特工轮流审问民革在台组织的情况，陈宝仓始终回答：“我做的事我自己承担。”在经过连续二十七天的刑讯后，也没能让他供出一位的名字。

在阴暗的牢房中，他用指甲在墙上反复刻着“1945.10.25”。这是日军在青岛受降的日子，也是他军人生涯最光荣的时刻。这串数字成了他支撑起意志的力量。

在最后一次审讯时，审讯官拿出他小儿子的照片，准备用亲情来动摇他。陈宝仓闭上眼睛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：“让他们忘了我这个父亲。”这份决绝让在场的特务都有些触动。他知道，自己做出的选择注定要付出代价。

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，处决的日子到了。傍晚时分，四名死囚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。陈宝仓的囚衣扣得整整齐齐，右眼的旧伤在夕阳下格外明显。刑场边的稻田里，白鹭鸶还在悠闲地踱步。

临刑前，他向好友段翔九交代后事，声音异常平静：“死后直接火化。”这是他在世上最后的话。枪声响起时，台北天空正好有一群鸽子飞过。陈宝仓五十岁的人生落下帷幕，这时距他秘密加入民革仅一年七个月。这位经历过抗日战火的将军，最终倒在了追求理想的道路上。

陈宝仓牺牲后，段翔九领回遗体，按照遗嘱在台北极乐殡仪馆火化。骨灰坛被伪装成古董瓷器，通过商船运往香港。一九五一年初春，陈宝仓三女儿的同学殷晓霞接过这个特殊的行李，送往天津。

在殷晓霞乘船到达天津港，海关人员正要开箱检查。她突然说：“这是带给北京李济深先生的药材。”这句话让骨灰免于被打扰。

三天后，编号0009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开始制作，在主席亲笔签名的证书上，终于重现了陈宝仓的名字。历经波折，这位潜伏者终于得以安息。一九五三年，由李济深主持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陈宝仓烈士安葬仪式。